陈云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直面当时迫在眉睫的人口难题，提出过很多有分量的思考，那句“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”，正是他在探讨严格人口管控时留下的原话，记录于1979年6月1日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之中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改善，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，人口总量快速攀升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马寅初就写下《新人口论》，提出要重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，只是当时这份建议没能被及时采纳，人口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。
陈云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直面当时迫在眉睫的人口难题，提出过很多有分量的思考，那句“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”，正是他在探讨严格人口管控时留下的原话，记录于1979年6月1日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之中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改善，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，人口总量快速攀升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马寅初就写下《新人口论》，提出要重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，只是当时这份建议没能被及时采纳，人口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。到七十年代，国家已经开始推行计划生育，最初的提法是“晚、稀、少”，提倡一对夫妻最好一个，最多两个，并没有提出一胎化的硬性要求，各地也以宣传引导为主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国家把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，高层开始认真核算人口带来的现实压力。1979年的时候，全国人口已经达到9亿多，一大批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，很快就要进入婚育年龄，如果不加以调控，新一轮的人口高峰很快就会到来，粮食、教育、就业、住房都会面临巨大压力，会直接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。那一年3月，陈云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谈到国情，他说，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，人口基数太大，想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难度很大，搞现代化还会出现就业难题，这些现实矛盾，做任何规划都不能回避。 1979年6月1日，陈云到上海调研宝钢项目，在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延伸到人口问题。他转述，李先念曾和他谈到当时拟议的口径是“最好一个，最多两个”。陈云听完之后，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看法，他认为力度还不够，应当明确提出只准生一个，同时直言，做这件事，就要有心理准备，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，不这样，将来不得了。 这句话并不是随口的感慨，背后是他一整套完整的设想。在这次谈话里，他提出五条配套措施，一是长期做宣传，二是出台相应规定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，三是完善避孕相关的医疗保障，四是给独生子女家庭优待，五是逐步建立社会保险，慢慢化解老百姓“养儿防老”的顾虑。在他看来，控制人口不是简单的硬性规定，更需要慢慢补齐社会养老的短板，才能减少群众的抵触。这次谈话之后，6月14日、15日，陈云又两次致信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陈慕华，提出提倡只生一个是当时第一位要推进的工作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衍生问题，属于第二位需要逐步解决的事情。 1979年，国家并没有立刻在全国强制推行只准生一个。当时还处在政策研讨、局部试点的阶段，全国层面依旧执行“最好一个，最多两个”的引导口径。一直到1980年9月，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，正式向全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，这项倡议才正式向全社会推开，1982年，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。 很多人容易产生一个误解，觉得当时做出这个决定，只是单纯的高层一句话。实际上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人口学界的专家就已经不断发出警示，测算人口持续暴涨带来的隐患。当时国家的耕地有限，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，要养活不断新增的人口，国家的积累就很难投入工业、教育，几代人的生活质量都很难提上去。只是在传统观念里，多子多福、传宗接代早已根深蒂固，突然提倡只生一个，必然会冲击老百姓长久以来的固有认知，阻力可想而知，这也是陈云说出那句要做好被人非议准备的原因。 政策落地之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计划生育有效放缓了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，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，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。时代一直在往前走，人口的形势也在发生改变，之后国家根据国情变化，先后单独二孩、全面二孩、三孩政策陆续出台，生育政策也随之不断作出调整，适配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况。 回望这段历史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做出严控人口增长的考量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国家为长远发展作出的抉择，每一项重大国策，都受制于当时的国情，都有其时代的局限，也都有着属于那个阶段的历史作用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