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“新型穷人”爆发增长，有房有车生活光鲜，却缺失城市归属感

亚洲长期被视为增长引擎的中产阶级正在悄然变化，不仅是消费者，还是潮流引领者，更是衡量未来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。 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已超过4亿，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，如今普通家庭的开支却在明显减少。 对于一个增长率仍维持在5%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，1%的通胀水平本身就意味着需求相当疲弱，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消费心理的转向。 在传统定义里，中产不仅看收入，还应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、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、拥有稳定住房、养老储蓄和医疗保障、能够负担度假和娱乐。 按照这一更严格的标准衡量，很多账面上的中产其实并不"达标"。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，也就是4亿至5亿人属于这一群体，使中国成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最大的国家。这一群体的崛起起步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，并在2001年加入WTO后进入加速期。 随着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，中国中产曾热衷于购买更大的住房和新家电等有形商品，把它们当作生活改善的标志。2022年中产消费总额估计达2.3万亿美元，约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，规模超过整个日本经济。 他们的消费选择影响着行业格局、商业机会和就业创造。 然而，中国中产正在改变。虽然规模稳步扩大，但消费增速明显放缓。 曾经被追捧的大牌包、豪华车，正在被更务实的选择替代。 与消费减少相对应的是储蓄激增，2022年居民存款达到17.8万亿元，2023年略降至16.7万亿元，但超额储蓄的减少并未转化为消费增长。 中国家庭储蓄率约为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，位列全球前茅，背后原因是养老金、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相对不足，让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钱袋子对冲未知的风险。 育娲人口研究的报告显示，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韩国的全球养育孩子成本第二高的国家，这一数字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是沉重的压力。 在这种"不敢花"的氛围里，一个新词悄然流行起来——"新型穷人"。他们有房有车，名片上印着体面头衔，社交平台上晒着精致的照片和下午茶，可工资一到账，立马被各种月供吞掉大半。 手机里几张信用卡轮流套现，遇到家里老人突然住院，连五万块现金都周转不出。表面看是中产，里子却比谁都紧巴，光鲜那一层皮，其实薄得很。 这种"紧巴"并非凭空而来，央行数据显示，到2024年末，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约为37.7万亿元，而90后、00后扛走了相当大的份额。 买房时的首付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，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又要用月供绑住大部分收入。 于是消费降级和超额储蓄同时出现，看似矛盾，其实是同一个群体的两副面孔——一面要维持中产的生活姿态，一面要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变故。 产能过剩加上消费者捂紧钱包，物价持续走低，又反过来强化了观望情绪，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通缩循环。 企业降价、家庭降预期、再传导到企业端，这个闭环一旦形成，想要打破就需要非常明确的政策信号和消费刺激。 中产消费变化的涟漪也早已波及海外。2024年中国出口再创新高，对泰国出口增长14%，泰国对华出口反而下降5%；泰国在2023年关闭了约2000家工厂，制造业失业问题严重。 泰国对价值低于1500泰铢的进口商品征收7%增值税，主要瞄准的就是中国商品。印尼提议对中国鞋类、服装、纺织品、陶瓷等征收100%至200%的关税；越南以未按期注册为由封禁希音和Temu，并指控其挤压本地生产者和销售假货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出口中已经有超过一半不再是廉价消费品，而是机械、设备和IT产品等资本品，这些是其他国家企业生产所必需的中间投入。 短期内对世界经济是有利的，但从长期看，可能会挤压各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，影响就业结构，这也是摩擦不断升级的深层原因。 特朗普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，中国则对美国煤炭、天然气、农产品和食品反制征收10%至15%的关税。 2017至2018年，中国出口的20%流向美国，如今这一比例降至约15%，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关税冲击比当年小约25%。即便如此，贸易战仍可能动摇中产信心，让本就谨慎的消费者更不敢在大件商品上出手。 更棘手的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，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不包含在校生的16-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.9%，仍在高位徘徊。 大学文凭不再能自动兑换一张通往中产生活的入场券。 "躺平"心态在过去三四年中蔓延，令人担忧。 共同富裕的理念在2021年被重新提起，目标是构建"橄榄型"社会，但疫情冲击、中美关系紧张和政策调整让这条路起步坎坷：虽然帮助最底层实现了脱贫，但如何防止低收入群体返贫、如何托举摇摇欲坠的中产，仍是摆在面前的难题。 有观点认为，中国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，由国家承担更多养老和医疗风险。 这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并不等同于福利主义，而是让人们敢花钱的前提条件。 消费者在汽车和奢侈品上的开支减少，但更愿意为生活方式类活动和医疗保健付费，这更像是消费结构的转变，而非趋势的彻底逆转。毕竟，14亿人口依然在消